小区门口有个象棋摊，围着看的人总比下棋的多。旁边看棋的人急得拍大腿：“跳马呀，这还用想？”坐在棋盘前的那位却捏着棋子，半天落不下去。看棋的人只管眼前这一步，下棋的人得为后面五六步负责。 再换个情形想想：对手心里怎么盘算、下一步要走哪里，如果你事先都清清楚楚，这步棋还难下吗？九十多年前，黔北的大山里真下过这样一盘棋。一边是三万多名红军，另一边是从四面八方压过来的几十万追兵。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。夏天上映的电影《四渡》，是一部2026年上映的中国战争题材电影，取材自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期间的四渡赤水战役。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会于2026年10月22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。 很多观众看完电影，记住的是毛泽东用兵如神。细心的人会发现，片子里反复出现另一类台词，比如“二局情报显示”“这是我们二局得到的消息”。这支队伍平时很少被提起，却正好接上了叶剑英晚年说过的一句话。 1975年，叶剑英回忆长征时曾感慨：第四次渡赤水后，在龙里、贵定之间不过30公里的地方，红军进进出出，来回穿插。外人觉得神奇，他却说，如果没有绝对准确的情报，是不容易下这个决心的。 说这话的人自己就在局中。遵义会议后，叶剑英担任红三军团参谋长，天天跟地图和敌情打交道。他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：四渡赤水最难的不在走路，而在敢不敢那样走。敢走的底气来自看清了牌，而看清牌靠的是军委二局。 第一次要下决心，是决定不打。1935年3月10日到12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县枫香镇苟坝村召开扩大会议，讨论要不要进攻打鼓新场。起因是红一军团长林彪、政委聂荣臻联名致电中央，建议进攻打鼓新场，消灭驻扎在那里的黔军王家烈纵队。 当时刚打了遵义大捷，部队求战心切，这个提议很合大家的心意。会议从早上开到夜间，毛泽东坚决反对进攻打鼓新场，其余参会首长都赞成。少数服从多数，按规矩，第二天作战命令就该发出去了。 那天深夜，毛泽东提着马灯，深一脚浅一脚走在田埂上，前往周恩来住处，请他暂缓下发作战命令。光凭一个人的判断，很难说服一屋子人。真正让局面改变的，是二局送来的东西。 军委二局送来刚破译的敌军密电：蒋介石已注意到打鼓新场，正命黔军增兵、滇军靠近、中央军和川军随时增援。第二天，侦察员也带回消息，打鼓新场黔军有3个团，正在城外挖掘野战工事。看着像软柿子的目标，其实是个张开的口袋。 这场争论还带来了一个后续变化。12日上午，张闻天第三次主持政治局会议，决定由毛泽东、周恩来、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。二十多人开会举手表决的办法，跟不上战场变化的速度，情报得有人当场拍板，才能变成命令。 看清了牌，难处也跟着来了。知道敌人要来还不够，有时候得想办法让敌人晚点来。三月底，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，准备南渡乌江，前面隔着一条大江，后面的追兵越追越近。 二局获得的最新敌情显示，红军南面有部队阻截，东边有湘军守备，北面有中央军周浑元纵队、吴奇伟纵队主力尾随追击。渡江需要时间，要是追兵在半路赶上来，部队就只能背水作战。 这时，曾希圣提出了一条奇计：冒充蒋介石，给周浑元、吴奇伟发假电报。他看准的是蒋介石的一个习惯：蒋介石经常越级指挥，此时坐镇贵阳，更是直接指挥。上级越过层层机关直接下令，下面的人早就见怪不怪了。 这封假电报要瞒过对方，得几个人一起配合。他本人熟知蒋介石电文修辞与格式，曹祥仁熟悉敌军通用、专用两种密码，邹毕兆能熟练模仿对方发报惯用指法和节奏。措辞、密码、发报的手法，哪一样露出破绽都不行。 电报发出后，两路追兵改了行军方向，红军主力在3月底顺利渡过乌江。二局的工作到这时又进了一步，不光能提前知道敌人要干什么，还能伸手改变敌人往哪儿走。 叶剑英感慨的那段路，就在乌江以南。红军直逼贵阳，蒋介石正在城里，兵力又不足，急忙从各处调兵来保护自己。对红军来说，最要紧的是弄清楚哪一路敌人被调走了、哪里空了出来。 4月8日，中央红军穿插至贵阳东面的贵定、高寨等地。二局又侦得云南方面守备空虚的准确情报。原本在西边防堵红军的滇军孙渡部，被调到东边来保护蒋介石，金沙江一线的防守就松了下来。 红军随即由贵阳、龙里之间南插直入云南，将国民党军围堵红军的40万大军抛在了贵州。1935年5月上旬，中央红军主力从皎平渡一带渡过金沙江，到5月9日全部过江，终于跳出了敌军的重兵包围。 回头看这一路，几个关键的决心都下在敌人的眼皮底下：在苟坝决定不打，在乌江边冒名发电报，在省城外几十里的地方来回穿插。哪一处的情报差一点，后果都不好说。叶剑英说的“不容易”，指的就是这份分量。 这份底气也有代价。二局的人背着电台跟着部队走，白天行军，晚上抄收、破译，一份电报常常要熬一整夜。南渡乌江前后，二局副局长钱壮飞在贵州山区与部队失散，后来牺牲，再也没能走出大山。 当年的作战参谋吕黎平留下过一句很重的话，说大家的共同看法是二局、三局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丢。